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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們有這樣一種傳統觀念，那就是相較于英國和美國等國家，在澳大利亞更容易出人頭地。不過，一份研究報告顯示，現在在澳大利亞，普通人“逆襲”也變得越來越不容易。
澳大利亞聯邦議員安德魯？雷參與撰寫的一份報告，利用1870年以來的罕見的姓氏和大學畢業生數據，追蹤并研究了澳大利亞社會流動問題。報告所展示出的代際社會流動現象，否定了一種存在已久的傳統觀念——在澳大利亞更容易出人頭地，“成功”的機會是英國或者美國的兩倍那么多。
這份研究整合了1870年至1899年間的悉尼和墨爾本大學畢業生中最罕見的姓氏，然后結合1903年以來的選民記錄，來判斷擁有這些姓氏的選民的社會地位。結果顯示，擁有罕見姓氏的人比普通姓氏的人更容易獲得精英崗位。
甚至有來自悉尼和墨爾本的大學數據稱，就算是在今時今日，姓氏罕見的人士比普通姓氏的人士獲得大學學位的可能性要高76%，他們中成為醫生的概率也比普通人高28%。
報告的結論是，澳大利亞社會地位的代際相關性非常高，高達0.7。這一比例和英國以及美國的情況類似。
社會地位代際相關性達到0.7意味著，祖輩和父輩的社會地位決定了一半后代的社會地位，而這樣的高相關性在過去100多年保持穩定。
用安德魯？雷的話來說：“我們發現，也許一些蘋果會掉得很遠，但它們有滾回去的傾向。也就是說，一位富裕的祖父可能有個貧窮的兒子，但他的孫子輩最終的社會地位仍然接近祖父。”
所以說，到底還是拼什么都趕不上拼爹、拼爺？澳大利亞社會也是龍生龍、鳳生鳳？
早年，安德魯？雷曾經研究過父輩和子女的社會地位關系，發現“澳大利亞的社會流動性要高于美國”。
這一研究結果還被澳大利亞金融部長科爾曼引用，宣稱在澳大利亞努力工作從而獲得出人頭地的機會，可能性要大于在英國、美國、瑞士、法國、德國、日本、新西蘭和瑞典等一系列國家。
換句話說，在兩代人的范圍內，改變命運的可能性更大，不過如果多追溯幾代，就會發現澳大利亞的社會地位一般比較穩定和持續，難以改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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